201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的展览，对源自西方的“挪用艺术”理论进行了拓展和转换，认为中国挪用艺术至少包含三种现象：和中国艺术传统相关的临摹；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相关的挪用；与当下社会现象相关的山寨。在强调原创、倡导创新的今天，随着艺术创作队伍的壮大，大量风格相近、题材雷同的作品充斥，让我们不断面对老问题——借鉴还是抄袭，二者边界在哪里？此外，如何看待当代艺术中完全借用现成品或其他现成元素的创作方式？在卷帙浩繁的各类展览作品中，如何有效确保其原创性？如何保护青年艺术家的原创精神，推动艺术创作？

临摹、挪用、山寨，这是借鉴的三种不同方式和境界。就当代艺术而言，不乏挪用西方艺术的成功案例。张晓刚的《大家庭》肖像让人想起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玛格利特；张桓的综合材料可以找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安塞姆·基弗的影子；还有，蔡国强2006年在柏林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的装置《撞墙》与博伊斯1969年作品《狼群》的关系，刘小东与被誉为英国当代最伟大画家的卢西安·弗洛伊德等等。当代青年美术创作者因“借鉴”“抄袭”而引发的纠纷也不鲜见。济南“第七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李跃亮的油画作品《我小时候》与胡武功在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俯卧撑》几乎一致，只是用颜料代替了银盐，用绘画克隆了照片。今年6月，在某网站主办的“中国梦·当代艺术展”上，画家刘某被指抄袭青年艺术家何承东的油画作品《若梦》，在画作未做任何改变或者再创造的情况下签名送展，并刊登在该网站的展览预告中。今年暑期的一次展览中，也爆出了某幅参展作品涉嫌抄袭他人毕业创作的事件。

令人唏嘘的是，中国艺术家拼命模仿的西方当代艺术并非一片净土。美国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曾经被多方数次起诉指控其抄袭；澳大利亚蒂姆·奥尔森画廊终止了对悉尼着名摄影艺术家班阿里的作品代理并取消即将开幕的展览，缘由便是后者擅自运用他人拍摄的图片来进行创作；鲍勃·迪伦的画展中出现数幅作品来自摄影作品的影像；日本艺术家和田义彦由于被揭发多幅油画抄袭意大利艺术家ALBERTOSUGHI，被日本政府文化厅收回其颁予的2005年度艺术大奖……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谈到，在进入20世纪以后，艺术作品将观念的原创性作为主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当代艺术的主要呈现范畴其实就是观念的展现，很多当代艺术作品都有借鉴其他作品的先例，有的是戏仿与挪用，例如有些政治波普的作品对于原有经典图像的戏仿，这种挪用和借鉴还是有所不同的。在当代艺术中，借用现成品来进行创作实际上是观念的一种更新与颠覆，也是对绘画本体的一种反思。

关于当代艺术原创性的界定，许多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当代艺术的原创并不体现在作品的材料和图式上，而是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当代艺术家往往具有很独特的思路或做法去借用、挪用和转化，或是将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新的表述，这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众所周知，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风格是受了塞尚晚期作品的影响，他的雕塑与非洲的土着雕塑直接相关。但积极地学习前人的经验、将其转化为个人创新的动力，和窃取别人的想法作为通向名誉和财富的捷径有着本质区别。康定斯基在《关于形式问题》中说：“如果艺术家是为了表达内心的冲动和体验才使用别人创造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借用是符合了他内心的真实，那么他就完全有权力这么去做。”

其实，针对日益泛滥的抄袭现象，我国法律是有相关条例规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第47条中，对众多侵权行为给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及处罚原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很难真正落实，究其根本，主要还是抄袭与借鉴的边界没有硬性标准，只有主观性评断。青年艺术家范墨认为，艺术创作本身就是极其自由的个人行为，就如同上面说的现成品艺术，它侧重的是观念阐述，而不是实物自身。一个作品是否涉嫌抄袭，或许可以从作品实物（观念）的相似程度，以及双方提供的创作思路草图、文本、图像、特别是时间点上来大体判断。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现象——艺术家的自我抄袭。在创作环境宽松、资讯共享渠道全面的今天，有些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风格模式后，为了迎合资本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着重复性的制作，十几年的作品没有突破、没有创新，看上去都大同小异。中国画创作中，临摹古代经典是一种传统，在此基础上的再创作，即使形式风格十分接近也一般不会被诟病；在写实主义油画创作中，画面风格颇具相似性多不会引起非议；而在以观念为特征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如大量引用相关元素和概念则会有抄袭的嫌疑。

漫步今天的当代艺术展览，仍然可以看到不少以简单的拼贴（不同背景元素的拼贴，组合成另外一件作品）和语言转换（比如将文字转换为二维码）为创作手法的作品。南京Logo设计这种艺术创作手法的陈旧和单一造成的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制造了艺术品市场的泡沫。这种模仿是一种因袭、一种惰性，也是值得艺术界反思和注意的现象。